平地起惊雷！张国焘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交锋

平地起惊雷！张国焘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交锋

前文说到，张国焘在中央的催促下，骑快马从茂县赶到两河口，中央政治局冒雨热情隆重接待了张国焘一行。

中央催促张国焘赶紧来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电报里聊崩了。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决定接下来的发展方向，但在这个事上，张国焘和中央有不同的意见。

中央想北上建立根据地，但张国焘和陈昌浩想南下打到成都平原建立根据地，然后赤化全四川。

在电报里吵没意思，中央就让张国焘赶紧来懋功，开个会把这个事解决掉。

这就是两河口会议。

两河口会议主要讨论解决了两件事，其一是北上南下的问题，其二是指挥的问题。

一开始教员他们是想渡过金沙江，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，结果中央红军一路走来后，发现川西这个地方太贫瘠，首先人口太少总共就20多万人，还都是少数民族，其次川西地形狭窄，路太少，红军不能很好的机动，容易被老蒋堵死。

中央就决定往北走，先打胡宗南，在甘肃南边建立根据地，同时还可以派一支部队往西走到青海和新疆去。

两河口会议上，周恩来代表红一方面军先发言，跟张国焘解释了一下，为什么要北上。首先向南不可能，敌人太多了，向东过岷江对我不利，向西北是广大草原，现在只有转向甘肃，向岷山山脉以北，争取这一地域。

然后周恩来又确立了红军战略转移过程中的三大原则：

1、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。

2、高度机动，不要被敌牵制。

3、坚决统一意志。

最后在具体的问题上，周恩来也做了部署，红军分为左、中、右三个纵队，右纵队进攻松潘，趁夏季迅速北上通过草地，万一过不去，就向西，也许困难更多，但这条退路一定要保存。

周恩来讲完之后，轮到张国焘发言。

张国焘先说了红四方面的成就和近期计划，然后直言向西要过草地，红军可能会牺牲不少人，而松潘以北的情况还不清楚，向东地势不好，不利红军发挥。

不要看敌人多，除了胡宗南和刘湘之外，其余敌人都不足为惧，而向南就可以避开这两个敌人，能较为顺利的打到成都，依托成都平原建立根据地，红军大有发展。

总结就是，北上是找死，南下才是正途。松潘这个鬼地方，谁爱打谁就去打。

之前在电报里沟通时，可以看出张国焘其实不反对攻打松潘，但在两河口会议上，周恩来将攻打松潘和北上绑在了一起，打了松潘，那就只能北上了。

这样一搞，张国焘就不想打松潘了，因为他想南下。

有人说张国焘想南下是逃跑主义，其实这个说法真冤枉张国焘了，或者说这个说法本来就是政治需要。去川南建立根据地，是张国焘对红军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，他打心底里觉得红军在陕甘的前途不大，到成都平原发展的前途才大。

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，也指责中央红军北上是想逃避跟国军的斗争，是打怕了，是逃跑主义。

逃跑不逃跑，其实都不是张国焘的主要问题，张国焘这个人的主要问题就是组织观念太薄弱了，军阀作风严重（争权），满脑子都是枪指挥党。

红军内部向来强调要通过开会讨论，解决反对意见，取得大多数的共识，而组织一旦达成一致意见，那么所有人都必须要服从组织决定。

当年在中央苏区，中央开会时必不可少的流程就是批评教员，项英、凯丰这几个人，哪一次开会时候的都要不点名的批评教员几句，其他人虽然话说得委婉，但也都反对教员的意见。

从第四次反围剿一直到两渡赤水前，教员的日子过得十分憋屈，甚至一度被气得去养病，尽管被疯狂针对，但教员依然服从组织决定，干好了组织分配给自己的事，并没有说组织的决定和自己的意见相左时，就拒绝执行，或者背地里搞小动作。

教员从来不做这种事，也最痛恨这种事。

这就是党性，这就是组织观念。

但张国焘有什么话不当面说，就喜欢背地里搞小动作。

两河口会议，张国焘一开始反对北上，周恩来先跟他解释分析了一遍。

然后教员又起来跟他分析了一遍，为什么要北上，为什么不能南下，分析的头头是道，但张国焘并没有听进去，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。

张国焘当时是看不上教员的，对他的发言也并不怎么重视，他甚至对遵义会议的决议，都持有隐晦的否定态度。

三人团成立后，红军的行动方向实际上都是教员掌握，而且教员这个时候已经跻身常委了，是标准的中央领导，但这个身份压不住张国焘。

首先，教员当时头上并没有大官衔，红军总政委是周恩来（军事上负总责），军委主席是朱德，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（1935年9月正式定下，现在正在养病），中央总书记（负责人）是张闻天。教员当时在中央名义上的职位并不高，张国焘从中共一大起就一直是党内大领导，所以也瞧不上教员的常委身份。

其次，张国焘认为自己的能力比教员强，不仅是比教员强，是所有中央红军的领导人都没有他厉害。

两河口会师后，张国焘跟朱老总长谈了一晚上，已经大致摸清楚红一方面军的人数了，红四方面军人数比红一方面军多三倍，而且会师的根据地还是他建立的。

红一、红四方面军实力上的差距，自然而然的让张国焘认为，还是自己最厉害，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的权力，一个军委副主席根本满足不了张国焘

两河口会议上，中央虽然没能彻底说服张国焘北上，但大会最后表决通过了北上和军委统一指挥红一、四方面军的决定。

可能张国焘觉得两河口会议自己吃亏了，实力最强，话语权却很小，但在两河口会议上，张国焘并没有发飙，而是默不出声的同意了中央的决定，也说会北上。

结果一回到红四方面军传达作战命令的时候，就变卦了。

打胡宗南抢的就是时间，中央一直催促张国焘赶紧动起来，但张国焘就是不发兵，给出的理由是“统一指挥”和“组织问题”还没有解决。

换句话就是“我的军权太小”“红四军在中央的人太少”，我想要更多。

张国焘不会轻易服从中央的指挥，这一点教员早就猜到了，两河口会议结束后，张闻天负责起草了最后的决议，而决议中最后一段话是这样说的：

“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，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，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，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。”

能写到中央决议文件里的内容，自然不会无的放矢。

据我推测，估计张国焘在会议上见没有人支持自己的南下决策后，就开始摆出一副不配合，不理睬，不支持，一副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的模样。

所以在中央的决议文件里才会出现“右倾机会主义”、“逃跑主义”这样的字眼，就差指着张国焘的鼻子教训他，你不配合一个试试！

试试就试试。

张国焘不出兵，要求解决“组织问题”，好吧，教员他们见中央决议文件果然镇不住张国焘，为了大局着想，就只能妥协了。

张国焘不满意组织问题，那就增补徐向前和陈昌浩进军委，这下总该满意了吧？

重新开完会，满足了张国焘的要求后，中央还发布了《松潘战役计划》，并打算让刘伯承和李富春带着中央慰问团，跟张国焘一起回红四军总部慰问。

说是慰问，其实就是监视张国焘贯彻执行《松潘战役计划》，对此张国焘很不满。

他是中共创建人之一、中共一大的主持者，一个曾代表中共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，见过列宁的进步青年；一个曾领导过京汉铁路“二七”大罢工和上海“五卅运动”的工人运动领袖；一个曾在大革命时期，多次代表陈独秀和国民党高层来往的高层人物，一个习惯于坐镇中央指挥他人常年位居中共高层的领导者。

这样的人，会轻易听从他人指挥？显然不太可能。

第二天早晨，当刘伯承准备和张国焘一起出发时，却看见他正和教员吵架，张国焘很大声的说：“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呀！”

说完扭头就走了。